新儒名家传授班春季第三讲于5月18、21日在北京举行，此次课程分别邀请了著名儒学学者、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先生和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。
5月18日上、下午，姚中秋先生的授课主题分别为“儒家与现代中国之命运”和“儒家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”。 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强政府（强国家），西方国家在有了殖民体系后才走上了现代化国家之路。对比中西方，西方的各种主体的组织化程度高，无论是教会、国家，还是公司；而中国的组织化程度低。《新民说》概括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没有国家观念，所以核心是塑造国家主义精神。甲午战争之后，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强国家，而这首先就要求建立一个强组织。
国家的强大和经济发展就是民心，中国过去的成功有赖于企业和政府的合作。未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包括三个阶段：首先是普通百姓回归传统，其次是文化精英的重构，最后还是政府对传统的回归。面对道路之争，中国可选择就是走自己的道路，回归道统。
5月21日李炜光老师的授课主题为“商君的遗产—兼与儒家的对比”。 “令黔首自实田”这本是一项承认土地所有权的政策，结果却在当时引起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以此为引，李老师指出秦朝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原因值得做更深入的研究，而其借以兴盛强大的思想基础——商君思想，同样值得我们探讨。
以安提戈涅的故事为例，可以对比发现中、西方法治思想的差异体现在价值观基础的不同，西方法治思想背后的价值观基础是宗教；而中国更强调实用性和有效性。商君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一套国家运作的方法和原则，用一个词来表达商君对其理论体系的价值：有效。
虽然儒家思想在中国长期占据正统地位，但在国家建构和制度结构的演化中却是法家占主导作用。由商君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制虽然饱受批评，但却是中国文明的产物，其制度生命力波及中国社会两千年。商君改革的局限性在未能限制君权，依此所建立的是一种君主至上而非法律至上的制度。
